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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杜琳生于1934年,是一名十八军老战士,十几岁就参加了解放军。他的妻子杨汝芬,学生时代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,退休前是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。他们1957年结婚,到现在已相守62年了。

图为杜琳1952年在德格留影。 图片由杜琳本人提供 翻拍:陈卫国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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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14年10月,杜琳的女儿达娃一个人去了拉萨。临行前,杜琳还一直担心她的身体能不能吃得消。后来,女儿穿着藏装,在布达拉宫广场前照了一张相,又去了一趟拉萨新华书店,还有父母曾经往来书信的邮局。杜琳看着女儿在布宫前的照片很是欣慰,“女儿,你算是胜利完成任务了”。杜琳说,他的一生与西藏分不开,连梦里都是藏地的雪山和湖泊,自己就是个西藏人。(中国西藏网 记者/吴建颖 孙健 讲述者/杜琳 杨汝芬)

十八军老战士杜琳:我的爱情故事

  从早上等到中午,大家都去吃午饭了,他就坐在走廊不走,从吃午饭到吃晚饭,他还不走。“哎呀!杜琳同志,你这个人真能磨啊!好好好!那你后果自负啊!”“后果自负就后果自负!”天色已晚,月光下,杜琳拿着刚刚到手的结婚审批,到那时的居委会办理了结婚证。直到现在,杜琳都一直保存着它。

  爱上了一名边防战士,杨汝芬也做好了去西藏的打算。她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,还办了一张中央民族学院(现中央民族大学)的旁听证,一到周末就去旁听,为去西藏做准备。后来,因为怀了孕,就没能进藏。此后,她与丈夫杜琳过了13年的“书信婚姻”生活。“她后来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。我一想,自己只读到初中两年半,心里不甘‘落后’。于是,就让她把学习课本的目录和考试卷子,统统抄给我。凡是她学了的,我一定要学。”一次,杨汝芬忘记了老师讲过的《古文观止》里的几处眉批和旁注,没想到“自学成才”的杜琳都记着呢,一一答出,“我是自学啊,没有老师教,我都还记着呢!”这件事让杜琳颇为得意。

  不甘“落后”

  1957年,杜琳从西藏回内地办理结婚手续,这一年,全党开展了一次反右整风运动。当时,需要委托人民武装部政审。看了递交的材料,武装部的政委说:“杜琳同志,这个婚你不能结。”“怎么了?”杜琳问道。“女方的父亲已经内定为右派了。这对你的前途有极大的影响。”杜琳说:“那不行,这个婚我非结不可!”

  “这个婚我非结不可”

  “我虽远在拉萨,心里却时时惦记着家人。我记得有次在拉萨新华书店选了一本叫《自己的事情自己做》的小书,在一页上附几句写给女儿的话,从千里外寄回家中。”想着女儿收到“雪山飞来的礼物”,该会多么欣喜啊!杜琳说:“我们全家正式团聚,是在1970年。那时因为文革,我们两家都受到了冲击。我从西藏回到内地,妻子带着孩子,从河南老家到成都来找我。分居了13年以后,我们终于‘合署办公’了。”20年两地书,满满都是杜琳和妻子的爱情故事和思念的心意。如今,这些信件他们都还保存着。杜琳跟妻子说:“爱上了一个边防战士也挺好的。”一旁的妻子应声:“嘿,挺好的,是挺不容易的。”一见钟情,一生相守,是他们在那个艰苦年代,爱你如初的心境,不离不弃的支持与陪伴。

  杜琳的家庭和杨汝芬的家庭是世交,两家的感情一直很好。因为杨汝芬的哥哥杨振海和杜琳一起参加解放军,又比他年长几岁,所以杜琳的父亲托付杨振海,要多多关照杜琳。1949年,渡江战役前夕,杨振海来看望杜琳,战士们都说:“杜琳他大舅子来看他了!”可杨振海一直被蒙在鼓里,根本不知道杜琳和自己的妹妹早已相识的事情。

图为杜琳与妻子杨汝芬合影。 图片由杜琳本人提供

  “后来,我经常以各种理由去找杨振海,其实不是为了看他,只是想探听消息罢了。有一次,我发现他的床上放了一封家里的来信,就悄悄把地址记下来了。”回去后,杜琳立马给杨汝芬写了封信,就这样,两个人正式“接上头了”。打那以后,两人的往来书信几乎一个星期一封,没有停过,这样的“书信恋爱”一直持续了6年。

图为2014年10月,杜琳的女儿达娃身着藏装,在布达拉宫广场前留影。图片由杜琳本人提供

  从相识到“书信恋爱”

  错过的列车

  

  20年两地书

  “我与妻子是自由恋爱,没有介绍人。我们两人同岁,既是同乡,又是同学,同一年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,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”杜琳说,“虽是同一年,我入团和入党都比妻子早几天。”1948年解放前夕,他们一起参加了学生联合会。当时大家一起排演节目,打腰鼓、唱关于解放军的歌曲。用杜琳的话说,他和妻子是“我看上了她,她也看上了我”。当时也说不上是恋爱,就是两个人很要好。为这事,杜琳还去找学生联合会的辅导员“坦白交代”。这一下,所有的小伙伴都知道了。

十八军老战士杜琳:我的爱情故事

  与女儿第一次见面,被叫“解放军叔叔!”

(责编: 郭爽)

十八军老战士杜琳:我的爱情故事


  杜琳与妻子因为探亲,曾经错过了好几次火车。那时他们都还年轻,短暂的相聚总让人依依不舍。“一次,我们俩坐在车站的躺椅上喝茶,只顾着聊天,结果两个人还没进站呢,火车开走了。无奈,只得改签。还有一次,我到北京开会,她赶来看我。我买了一张早晨八点的车票送她回去,但给看成了晚上八点。等我全副武装,宾馆派了一辆红旗轿车,‘气派’地接上她到了车站,人家检票员一看,说你这票是早晨八点的。”杜琳说,“哎呀,那可怎么办?这可是我们家‘首长’,我可要误了大事了。”说了半天,人家才同意给改签。结果那天晚上,从北京西站开出的这趟列车车厢里,只有杨汝芬一个人,她就这样一个人坐着一节软卧回家了。

  “当小河水往下流的时候,带去我的情书;当小鱼往上游的时候,给我带来回音。”85岁的杜琳,给我们唱起他当年进军西藏时学的藏族歌谣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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